积善厚德写春秋
——追忆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（下）
■时代先锋
没有庆功宴，没有功章，甚至没有一枚小小的纪念章，三代坦克研制者将人生中最精华的近20年光阴交给了一代名车，如今除了脑海里的记忆，手头留存的，只有一张祝榆生和三代坦克总师系统的珍贵合影。
“他认为没有必要，给国家完成任务，是应尽的本分，不要张扬。”相伴左右19年的原三代坦克副总师、总师办主任傅宝玉太了解对方了。
对事业，爱得痴迷；视名利，淡然如水，这也是祝榆生身后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从“土八路”到高科技兵器专家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“来学习武器系统。”
“没有这个专业。”
“没有这个专业一样要学，我不是为了毕业来的。”
1959年是我国坦克发展的关键年头，这一年，我国在苏联帮助下生产出59式坦克，坦克机械化的曙光初现。
就在这一年，41岁的祝榆生深感需要进一步提高军事科学技术水平，放弃任职机会，坚决要求北上，到哈军工学习。
入学之初，他和当时政委谢有法有了上面的对话。
在哈军工四系读书时，总参兵总部装甲兵局原总工程师姚神宝就听说，二系有个军级领导，口袋里装着学员上课时间表，挤时间和学员一起听课。后来才知道那是祝榆生。
在哈军工，祝榆生学习了所有专业，虽然因为失去右臂，没法写作业、做试验，但他脑瓜子好使，这为以后的总师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读书、学习是祝榆生的一种习惯，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根据战斗需要创造和改进了20余种武器和战斗器材，被称为“爆破科长”“兵工奇才”。
30岁那年，一次组织迫击炮敌前试射时，他永远地失去了右臂，却没有动摇研发武器的决心。
研究武器，提高武器装备性能，祝榆生对此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和喜爱。但从一名独臂“土八路”成长为兵器行业专家背后的酸甜苦辣，唯有祝榆生自己最清楚。
担任三代坦克总师后，他家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，或是和科研人员研讨技术方案和技术难题；或是独自阅读大量国内外有关坦克的技术资料。
他一直在用超常的精力和毅力与时间赛跑，即使到了90多岁高龄，仍用放大镜坚持阅读，大学学报、兵工学报、物理学报、国外坦克专著等，不一而足。
祝榆生不光自己学，还经常给手下人安排学习题目。
“脑子闲不住，除了睡觉，皆处‘开机’状态；而且，似乎从来不想别的，总是装着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。”傅宝玉和祝榆生住得近，有时下班一起搭车回家，“在车上也不闲着，一路上都在说工作”。
年轻人更需要鼓励和荣誉
三代坦克研制成功后获了很多奖。
作为总师，祝榆生绝对有资格站在褒奖的浪尖。但他却默默地退到了聚光灯外，淡然地说：“三代坦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大家一起做的工作。”
他曾被聘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“特聘科技带头人”，每月补贴4000元；2005年，他又被授予集团唯一的“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”，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。
对这些补贴、奖金，他都婉言谢绝。
他曾写了一封信给党组织，真诚地“恳求”不要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，“多宣传那些在本职岗位上作出贡献的党员，他们比我更值得宣传，更有教育意义……”
自己淡泊名利，但对身边的人，他却考虑得很周全。
坦克研制中，他采取每个部件或系统成熟一个鉴定一个的做法，让科研人员随时获得科研成果奖项，以满足职称评定和工资调整需要。
在科研工作历次评奖或奖励中，他首先把名誉和利益让给下属，他总说：“年轻人比我更需要鼓励和荣誉。”
通过三代坦克研制，培育了一批人才。
他的副手、原三代坦克副总师王哲荣，2001年已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当年的总体组成员李春明，如今已成长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专家、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总工程师。
生前接受采访时，有人问祝榆生，一手带出一批院士、首席专家的他，为何自己却不是时，他回答：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”
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够科学家的标准，没有专门搞过学术研究，所以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成就。
三代坦克参研单位有一百多个。“要让大家心悦诚服，靠的是人格魅力。”傅宝玉说。
“他不像一般挂名的总师，总是深入到一线。”在王哲荣记忆中，三代坦克的主要研制单位、试制现场、试验现场，祝榆生都去过。他拖着断臂，在出差的火车硬卧上爬上爬下；在荒滩野地的试验场一天跑十几个来回；在高大的坦克上钻进钻出。
由于没有右臂，行走有时会失去平衡，祝榆生时常跌倒。1990年，72岁的祝榆生去包头协调有关技术问题，重重地跌了一跤，后被送进医院发现已摔断了3根肋骨。在这之前，为了不影响会议进程，他弓着背听了几个小时的研讨会。
家人和同事心疼他，他却说：“只要能走，就一定要亲自到试验现场！”从战争中走来的他对武器可靠性有着深刻的理解，作为总师，亲临试验现场和在办公室听汇报效果完全不一样。
候鸟，是用来形容那些随季节不同而周期性迁徙的鸟类，参与99式坦克可靠性试验的人们被称为反候鸟：天热的时候往最热的地方去，天冷时必须要到达最冷的地方。
99式坦克是在经过充分的可靠性现场试验后才定型的。
除了高寒、高原两个地区被强行拦住，祝榆生的足迹踏遍其他试验现场。在38摄氏度的热区，他顶着烈日，仔细观察车辆的表现，并提出意见。
宾馆洗衣物？出差没有这项补贴
“太抠门”，因为祝榆生，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原所长、原三代坦克科研总指挥王天民背了这个“黑锅”好多年。
担任总师时，祝榆生被授予“小三权”：人、财、物全管，手里掌握着上亿元科研经费拨款，但他却在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一个简易楼里办公，一呆就是十几年。
办公室的布质沙发是别人用过的旧品，办公桌是用旧品改造的，座椅是在一个木硬椅上放了个软棉垫。一直到1998年，他才勉强同意安装了一个噪音很大的窗式空调。
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冬天，祝榆生因公出差俄罗斯多天，对于换下的秋衣、衬衣等衣物，同事建议花点钱让宾馆洗，他说出差没有这项补贴；同事要帮他洗，他说自己能行。最后，他将自带的钩子固定在墙上，把衣服挂上去，然后用左手一点一点地搓揉。研制项目结束后，他还将结余下的近2000万元经费悉数退回。
生前司机陈明珠跟了祝榆生30年。
因害怕在食堂吃饭得到特别照顾，祝榆生让司机每天到食堂打两个菜，一份主食，用自带的饭盒拿到办公室两人分着吃，这样连口汤都没有的午餐，他们吃了15年。
祝榆生却说：“这样快，可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工作上。”
尽管组织多次提出给他调换住房，但直至去世，他坚持住在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砖瓦楼，狭窄的空间里，旧沙发、旧书橱、旧桌椅紧紧挨着。
临终前，老人留下令人动容的遗嘱：身后事一切从简，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。唯一担心的是，自己走后，“霸占”了大半张床的书怎么办？
与祝榆生共事多年的人们这样总结这位老前辈的一生：爱国爱民，爱得深沉；爱兵器事业，爱得痴迷，然而，对名利，却淡然得如一阵清风。他的爱国热诚、赤子情怀、高洁美德升华了精神，传递着感动，在这个事变时移的时代，依旧拥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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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普及
99坦克总师拒20万奖励 赴俄出差舍不得花国家钱
积善厚德写春秋
——追忆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（下）
■时代先锋
没有庆功宴，没有功章，甚至没有一枚小小的纪念章，三代坦克研制者将人生中最精华的近20年光阴交给了一代名车，如今除了脑海里的记忆，手头留存的，只有一张祝榆生和三代坦克总师系统的珍贵合影。
“他认为没有必要，给国家完成任务，是应尽的本分，不要张扬。”相伴左右19年的原三代坦克副总师、总师办主任傅宝玉太了解对方了。
对事业，爱得痴迷；视名利，淡然如水，这也是祝榆生身后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从“土八路”到高科技兵器专家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“来学习武器系统。”
“没有这个专业。”
“没有这个专业一样要学，我不是为了毕业来的。”
1959年是我国坦克发展的关键年头，这一年，我国在苏联帮助下生产出59式坦克，坦克机械化的曙光初现。
就在这一年，41岁的祝榆生深感需要进一步提高军事科学技术水平，放弃任职机会，坚决要求北上，到哈军工学习。
入学之初，他和当时政委谢有法有了上面的对话。
在哈军工四系读书时，总参兵总部装甲兵局原总工程师姚神宝就听说，二系有个军级领导，口袋里装着学员上课时间表，挤时间和学员一起听课。后来才知道那是祝榆生。
在哈军工，祝榆生学习了所有专业，虽然因为失去右臂，没法写作业、做试验，但他脑瓜子好使，这为以后的总师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读书、学习是祝榆生的一种习惯，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根据战斗需要创造和改进了20余种武器和战斗器材，被称为“爆破科长”“兵工奇才”。
30岁那年，一次组织迫击炮敌前试射时，他永远地失去了右臂，却没有动摇研发武器的决心。
研究武器，提高武器装备性能，祝榆生对此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和喜爱。但从一名独臂“土八路”成长为兵器行业专家背后的酸甜苦辣，唯有祝榆生自己最清楚。
担任三代坦克总师后，他家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，或是和科研人员研讨技术方案和技术难题；或是独自阅读大量国内外有关坦克的技术资料。
他一直在用超常的精力和毅力与时间赛跑，即使到了90多岁高龄，仍用放大镜坚持阅读，大学学报、兵工学报、物理学报、国外坦克专著等，不一而足。
祝榆生不光自己学，还经常给手下人安排学习题目。
“脑子闲不住，除了睡觉，皆处‘开机’状态；而且，似乎从来不想别的，总是装着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。”傅宝玉和祝榆生住得近，有时下班一起搭车回家，“在车上也不闲着，一路上都在说工作”。
年轻人更需要鼓励和荣誉
三代坦克研制成功后获了很多奖。
作为总师，祝榆生绝对有资格站在褒奖的浪尖。但他却默默地退到了聚光灯外，淡然地说：“三代坦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大家一起做的工作。”
他曾被聘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“特聘科技带头人”，每月补贴4000元；2005年，他又被授予集团唯一的“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”，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。
对这些补贴、奖金，他都婉言谢绝。
他曾写了一封信给党组织，真诚地“恳求”不要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，“多宣传那些在本职岗位上作出贡献的党员，他们比我更值得宣传，更有教育意义……”
自己淡泊名利，但对身边的人，他却考虑得很周全。
坦克研制中，他采取每个部件或系统成熟一个鉴定一个的做法，让科研人员随时获得科研成果奖项，以满足职称评定和工资调整需要。
在科研工作历次评奖或奖励中，他首先把名誉和利益让给下属，他总说：“年轻人比我更需要鼓励和荣誉。”
通过三代坦克研制，培育了一批人才。
他的副手、原三代坦克副总师王哲荣，2001年已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当年的总体组成员李春明，如今已成长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专家、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总工程师。
生前接受采访时，有人问祝榆生，一手带出一批院士、首席专家的他，为何自己却不是时，他回答：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”
他一直认为自己不够科学家的标准，没有专门搞过学术研究，所以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成就。
三代坦克参研单位有一百多个。“要让大家心悦诚服，靠的是人格魅力。”傅宝玉说。
“他不像一般挂名的总师，总是深入到一线。”在王哲荣记忆中，三代坦克的主要研制单位、试制现场、试验现场，祝榆生都去过。他拖着断臂，在出差的火车硬卧上爬上爬下；在荒滩野地的试验场一天跑十几个来回；在高大的坦克上钻进钻出。
由于没有右臂，行走有时会失去平衡，祝榆生时常跌倒。1990年，72岁的祝榆生去包头协调有关技术问题，重重地跌了一跤，后被送进医院发现已摔断了3根肋骨。在这之前，为了不影响会议进程，他弓着背听了几个小时的研讨会。
家人和同事心疼他，他却说：“只要能走，就一定要亲自到试验现场！”从战争中走来的他对武器可靠性有着深刻的理解，作为总师，亲临试验现场和在办公室听汇报效果完全不一样。
候鸟，是用来形容那些随季节不同而周期性迁徙的鸟类，参与99式坦克可靠性试验的人们被称为反候鸟：天热的时候往最热的地方去，天冷时必须要到达最冷的地方。
99式坦克是在经过充分的可靠性现场试验后才定型的。
除了高寒、高原两个地区被强行拦住，祝榆生的足迹踏遍其他试验现场。在38摄氏度的热区，他顶着烈日，仔细观察车辆的表现，并提出意见。
宾馆洗衣物？出差没有这项补贴
“太抠门”，因为祝榆生，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原所长、原三代坦克科研总指挥王天民背了这个“黑锅”好多年。
担任总师时，祝榆生被授予“小三权”：人、财、物全管，手里掌握着上亿元科研经费拨款，但他却在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一个简易楼里办公，一呆就是十几年。
办公室的布质沙发是别人用过的旧品，办公桌是用旧品改造的，座椅是在一个木硬椅上放了个软棉垫。一直到1998年，他才勉强同意安装了一个噪音很大的窗式空调。
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冬天，祝榆生因公出差俄罗斯多天，对于换下的秋衣、衬衣等衣物，同事建议花点钱让宾馆洗，他说出差没有这项补贴；同事要帮他洗，他说自己能行。最后，他将自带的钩子固定在墙上，把衣服挂上去，然后用左手一点一点地搓揉。研制项目结束后，他还将结余下的近2000万元经费悉数退回。
生前司机陈明珠跟了祝榆生30年。
因害怕在食堂吃饭得到特别照顾，祝榆生让司机每天到食堂打两个菜，一份主食，用自带的饭盒拿到办公室两人分着吃，这样连口汤都没有的午餐，他们吃了15年。
祝榆生却说：“这样快，可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工作上。”
尽管组织多次提出给他调换住房，但直至去世，他坚持住在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砖瓦楼，狭窄的空间里，旧沙发、旧书橱、旧桌椅紧紧挨着。
临终前，老人留下令人动容的遗嘱：身后事一切从简，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。唯一担心的是，自己走后，“霸占”了大半张床的书怎么办？
与祝榆生共事多年的人们这样总结这位老前辈的一生：爱国爱民，爱得深沉；爱兵器事业，爱得痴迷，然而，对名利，却淡然得如一阵清风。他的爱国热诚、赤子情怀、高洁美德升华了精神，传递着感动，在这个事变时移的时代，依旧拥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